一九八九年的今天

六月四日

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

發生了血腥鎮壓

驚動全世界~~~

史稱[六四天安門事件!!

當時

我正在廈門港口外

的一個小島

保衛著國家的安全!!

負責敵人情報的我

是很希望打起來

能解救水深火熱的

大陸同胞!!

而今

屆滿二十年

大陸的人權自由

是否有改善

沒很深刻的體驗~~

倒是經濟方面

確實比我們強啦!!

當年

大陸官方

是把此一事件

視為[暴亂]!!

因此~~

發生了自己國家的軍人

打自己國家的平民

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當時~~

奉命進入京城的第一批部隊

成員還獲得官方所贈送的手錶!!

我在十幾年前

於香港某古董錶商處

購得只生產約數百支的

其中一支!!

去年

E-BAY網還有人以8888歐元

[約台幣三十多萬]拍賣

不知有否賣出!!

這支錶

見證的當時的血腥鎮壓

把請願的活動

當成暴動

把和平的學生

當成暴民

悲也!!

我無意也無資格

對這段歷史

提出任何評論

只提醒大家

別忘了這段歷史!!

來聽聽當年

國內歌手所錄製的這首歌吧!!

 

也願~~

悲劇不再重演!!

犧牲的英魂~

能得到安息!!

 

歷史的傷口─ 天安門的火


    矇上眼睛就以為看不到
    摀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 創痛在胸口
    還要忍多久 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
    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
    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
    讓世界都看到
    歷史的傷口

作詞:林秋離、梁弘志、陳樂融、 童安格、 鄭華娟、劉虞瑞
作曲: 小蟲、沈光遠、李宗盛、李壽全、梁弘志、陳美威、陳復明、童安格、張洪量、黃韻玲
編曲:陳志遠
製作人:李宗盛、李壽全、陳復明、童安格
演唱:小虎隊 王新蓮 伍思凱  文章 沈光遠 李宗盛 
             知己二重唱 邰正宵 金素梅 城市少女  姜育恆 
         星星、月亮太陽 馬玉芬 馬兆駿   陳美威   陳復明 
      童安格 張雨生 張信哲 張洪量 張淘淘 曾慶瑜 
   張鎬哲 黃韻玲  葉歡 鄭怡 蔡幸娟 
   憂歡派對 潘越雲 羅紘武
合聲:沈光遠 李宗盛 馬兆駿 陳美威 陳復明
           (以上排名均按姓氏比劃序)  
活動經紀人 趙少康
活動策劃 精英公共關係顧問公司
聯合製作 滾石 寶麗金 可登 飛碟

用歌聲傳遞關心 用歌曲紀錄歷史

  1989年的5月,所有人不會忘記。

  這個月份,中國大陸爆發了40 年來最大的示威抗議,
這個月份,中華民族5000年來第一次為爭取民主自由,這
樣熱血沸騰。

  從學生到工人,從都市到鄉村,不分年齡、不分階層
的中國人,空前地團結起來,誓言為這個「萎靡而自私」
的老大民族,追索回歷史進化中,空白已久的青春。

  身處海角一隅的我們,透過媒體看到他們的苦難,透
過流傳聽到他們的怒喊;這樣的苦難使我們心酸,這樣的
吶喊,不容我們置身事外。

  是這樣一種血濃於水的命定情感,使在台灣的一群音
樂工作者,迅速地集結起來,包括了最好的作詞、作曲、
編曲、演奏及錄音人員,在最短時間內不眠不休、眾志成
城,共同創作出一首充份代表我們關心和紀錄之意的精神
歌曲:「歷史的傷口」,再交由數十位最受歡迎的男女歌
手齊心灌唱,要把它唱到每一個有中國人的地方。

  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歌曲的生命卻能無限矊長,在
邁向更自由、更民主、更富強的新中國之路上,願這首歌
是炎黃子孫不滅丹心的一個小小註腳。

  1989 年的天安門,所有歷史都在看我們。

                    ─ 陳樂融

六四天安門事件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政治事件,以大規模的學生民眾和平抗議運動開始,期間在許多城市發生了一些打砸搶的動亂,許多鐵路被阻斷以致交通中斷,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支持政府的軍隊的武力鎮壓告終。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背景事件發生的1989年前後,世界正處於冷戰結束前夕兩大陣營最後的鬥爭之中。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不遺餘力的策動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在一兩年之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先後發生和平演變,蘇聯也解體,社會主義陣營面臨崩潰。起因事件導火索是由於學生悼念于4月15日逝世的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據傳說,1987年,胡耀邦因對知識分子的自由傾向的寬容而被中共元老們逼迫辭職),但很快就在演變成為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自由的抗爭。事情的起因有著更為深刻和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與當時國內、國外實力的鬥爭和較量有關聯。後來,北京的市民也加入到運動中來。隨著抗爭的深入和國內外勢力的干預和影響,政府與民間的衝突和局部事件不斷發生,中央新聞報道了幾名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戰士慘死的現場,以及其他一些諸如焚燒軍車等暴力活動。6月4日的凌晨,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行動。事件發展4月17日,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的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活動中曾有警察試圖驅散群眾,但是沒有成功。整個活動在下午6點半和平結束。活動中有外國記者和外交人員在廣場照相,部分學生還接受了採訪。到當天晚上,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的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18日凌晨,又有一批約3,000人的學生隊伍從北京大學出發,向天安門廣場遊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據稱隊伍中有9輛外國使館車輛和一些外國記者隨行。清晨,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過、新聞言論自由、政府官員和家屬財產公開、取消遊行限制、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等。上午8時,國務院信訪辦的一名官員出面,接見了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兩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見學生,這個要求在當天下午5時30分得到滿足。此期間學生們繼續靜坐,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到晚上9點,廣場已經聚集大約2萬名學生。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了約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在上海,情況比較穩定,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經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學等高校的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但是也很快恢復平靜。在全國其他地區,主要是大城市,雖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種活動,但是多很快在平靜中收場。但是在北京,情況正在失去控制。18日深夜,由於在新華門靜坐的學生只剩下數人,武裝警察將他們拖走時可能動手打人,被打學生回校廣播控訴,次日凌晨,千餘名學生開始向新華門聚集。19日凌晨,有學生要求進入中南海獻花圈,並提交之前7點要求的請願信,武裝警察築成層層人牆,阻擋學生進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開始衝撞警方的人牆。趙紫陽在接到報告後,下令武警不得帶刺刀,避免傷害學生,但是同時要保衛新華門。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親自前往新華門部署有關事宜。19、20日兩天,新華門外學生繼續聚集,並且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自己組織學生會,廢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領導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組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他們希望能夠團結全北京市其他學校的學生,統一領導學生運動。會議還通過了《告北京高校書》,提議進行非暴力、不抵抗抗爭,採取罷課的形式爭取民主。當天,新華社就學生遊行和新華門外的衝突首次發表評論,稱“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次日,《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4月21日北京大學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兩天前一名學生被武警打傷的事件,也有報道稱一些罷課學生阻擋另一些學生上課。當天在天安門廣場,繼續有學生抗議,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人數巨增,達到20萬人。廣場上有人發表各種政治演說,要求民主與自由。與此同時,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一封表達支持學生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但是未獲接受。在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當局阻攔,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進京。當晚,數萬北京學生們提前進入天安門廣場,包括數百天津騎自行車來京的大學生。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學生悼念活動。學生們提出3點要求:請求靈樞繞廣場一周,讓同學們瞻仰胡耀邦遺容; 與總理李鵬對話; 官方報紙報道學生悼念活動。 這些要求最終都未有得到滿足。上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獲准將學生準備的花圈送入人民大會堂,之後有3名學生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國徽下,中間的那個學生舉著一個很大的紙捲,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等話語,更多的廣場學生齊喊“站起來!”。曾有工作人員試圖將學生扶起。在追悼會期間,廣場上坐滿了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為防止學生和武裝警察的衝突,擔心警力不足,從外地調來軍隊維持廣場秩序,學生們在接近一晝夜的靜坐後無結果,情緒激憤,由於將近傍晚,擔心入夜出事,廣場上的學生代表作出撤離廣場並無限期罷課的決定,但學生對趙紫陽極大贊美胡耀邦的追悼詞基本滿意,隨後學生們呼喊“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口號,開始從廣場撤離。4月23日,趙紫陽按原定計划出訪朝鮮,這為黨內保守派控制局勢創造良機。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北京和全國各高校倡議,舉行無限期罷課活動。他們稱,整個事件已經轉變為全面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他們的倡議很快得到北京35所高校的支持。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政府的新聞封鎖,在頭版發表有關學生遊行的活動,第四版又全版報道學生遊行,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產經新聞》將這次事件與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並論,共同社則稱,若工人也加入到學生隊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鎮壓。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提出與國務院、北京市委的領導對話,雙方同意由15名學生代表與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人對話,可是最終因學生內部存在分歧,雙方對話流產。在上海,上海市委沒收了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有批評中央決定讓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決定等內容。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但是遭到總編輯欽本立抵制,最終該報在原文處留白出版,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同日,李鵬、楊尚昆等人到鄧小平住處彙報學生運動的情況。鄧小平對於將學生遊行定性為動亂表示贊同,並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四·二六社論4月25日,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會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通報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當晚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發表第二天,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以市委的名義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精神,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發表講話,稱要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批評學生是在搞“文革”,是製造動亂。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在基層引起反彈,很多人對將事件定性為“動亂”表示不滿,很多大學黨委組織報告中也有不滿,稱社論的發表在學生中有很大抵觸情緒。學生們對“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反應強烈,他們召開記者會,反駁當局有關指責學生試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言論,並再度提出多項要求,包括與李鵬對話、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等。學生們最後決定於4月27日發動大規模遊行活動。4月27日,大約5萬名學生舉行遊行,警方保持剋制,雖然事前明令禁止遊行,但是在學生示威中並沒有採取堅決強制手段阻撓遊行活動。學生們的標語主要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擁護共產黨”之類,活動中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新聞宣傳方面的過失;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但是語氣更加溫和,以維持社會穩定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遭撤職,引起國內外新聞界的強烈反應。很多人相信,正是由於使用強硬手段處理《世界經濟導報》,而使江澤民得寵于鄧小平,最終成為選定的接班人。4月28日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則上的意見是相同的,即必須立即平息風波,但是在具體作為上存在分歧。楊尚昆、喬石等提議應該與學生和群眾展開對話,平息怒氣;李鵬、薄一波、宋平等人則認為有人在故意煽動學生,破壞穩定。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和北京市委的幾名領導,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袁木承認中共內部有官員腐敗的問題,但是強調大多數官員還是好的,並稱無新聞檢查制度,而只有“總編輯負責制”;另外他也稱胡耀邦是自己決定辭職,除了因為認為學運事件未處理好外,健康原因也是其中一個。但是他同時又批評北京高校中有些人故意煽動情緒,目前的情況“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這段對話在播出之後,大部分學生還是感到不滿,認為首先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無法代表大多數學生,而且袁木迴避了一些實質性問題。但是也有許多學生認為對話十分成功,並希望政府應該多舉行這類直接的對話。但是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負責人王丹、吾爾開希等人在香格裡拉飯店舉行記者會,批評那樣的對話“更象是一次記者招待會,由學生來充當記者,提問題。”當晚一些學生就提出應該由學生選出的代表參加另一場對話。在蘭州,不滿的數千名學生遊行到省政府,要求與省長對話,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勸說下遊行和平結束。在武漢也有學生髮動了類似的遊行活動。4月30日的情況似乎有所平息,雖然9萬北京大學生依然罷課,但是在許多高校,情況已經有所緩和,一些學校甚至已經全面恢復正常課程。5月1日勞動節當天的態勢也是基本平靜的,不過“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自治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記者會,宣佈要舉行全國的罷課活動,並提出要與政府對話,此外還提出要重新評估胡耀邦功過和學運性質、懲處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貪污反腐敗、允許私人辦報和檢討經濟政策失誤。會議還倡議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統籌全國的罷課行動。當天在中南海,已經結束朝鮮訪問回到北京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趙紫陽稱要以疏導為主,堅決勸導學生複課。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整肅事件舉行遊行。在北京,北京高校提請對話請願團向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提交了另一份聲明,提出要由民選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而且要求允許旁聽、有電視直播,並且雙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時間發言,且保障學生代表的人身與政治安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天后對這些要求做出回應,表示學生的要求像是最後通碟,給予政府最後期限,否則就要遊行,這是無法接受的;學生代表若觸犯法律,政府也必須追究。五四談話4月30日趙紫陽回到北京。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次日北高聯發動五四遊行活動,發表五四聲明,隨後就宣佈將從次日起結束罷課行動。學生們的遊行活動到下午3點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時大多數人認為,在趙紫陽回到北京,親自處理學潮以後,事件應該就將結束。5月5日的統計是北京80%的罷課學生已經開始複課,但是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複課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學生認為中央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不改變就不應該複課,當晚北大和北師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宣佈次日將繼續罷課。5月7日,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者協會請願抗議《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記者。當天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也首次報道了兩名學生領袖:北大學生王丹和北師大自治聯合會主席吾爾開希。絕食5月13日,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運動、並推翻《四·二六社論》。由於絕食學生瀕臨身體遭到不可逆損傷的邊緣,政府無人出面,許多醫院包括軍隊醫院自行組織搶救,為抗議政府無人理睬,參加絕食的學生越來越多,其後北京市民加入聲援隊伍、募捐搶救,許多機關單位加入募捐隊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都捐資為學生治療,近20個城市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的同學,鐵路幾乎接近文化大革命的“大串連”時期狀態,默許學生和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當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約請知識分子出面斡旋,有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未果。5月15日,由學生帶動形成北京各行各業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長安街交通基本癱瘓,地鐵前門站封閉,聲援學生的遊行車輛由學生自發組織指揮,遊行學生的口號越來越明顯針對趙紫陽、李鵬和當時教育部長何東昌,市民甚至武裝警察對政府反應緩慢也產生不滿,明顯同情學生。中央電視台每天轉播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人民日報也不斷報道,輿論也呈現同情學生一邊到的跡象。當天,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室,閻明復、李鐵映、尉健行等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對話,對話因公開直播問題無限期中斷。5月17日,趙紫陽會見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說學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簡單,以為他們祗要喊幾句口號,黨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內把什麼問題都給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在黨和政府與年輕人和學生之間缺乏相互理解。在電視公開報道上講:我們所有重大決定都要請示小平同志。趙紫陽這一說法使運動目標指向鄧小平。其後發生了有人騎摩托車衝擊鄧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裝滿顏料的雞蛋毀壞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事件。遊行隊伍的口號也開始轉向鄧小平。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中進行50分鐘的對話。但雙方都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5月19日趙紫陽于凌晨4時50分往天安門廣場和學生髮表了激動的談話。“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麽,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游過行,卧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說到這裡,趙紫陽向在廣場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趙紫陽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當天,學生絕食團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抗議。晚上,李鵬及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共告北京市黨政幹部大會,措辭嚴厲,宣佈戒嚴,趙紫陽則沒露面。之後,李鵬在電視發表演說,發佈戒嚴令。會議尚在召開,就有人通風,各大學廣播緊急通知,學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攔截軍車,設置路障。發佈戒嚴令後,還是有很多中學生的遊行隊伍,和各企事業單位的遊行隊伍對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予以聲援。戒嚴5月20日 北京開始戒嚴,外地軍隊接到命令,開赴北京參加戒嚴。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在北京郊區已經有了些零星的流血衝突。北京市區內也在許多交通要道口設置路障,市內交通已經不正常。軍隊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點燃的汽車等路障面前,軍車隊排起了長龍。並陷入了市民與學生的包圍中,在市民和學生的勸說和宣傳之下,年輕計程車兵顯得不知所措。據稱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阻攔軍車進城的過程也發生多次衝突,解放軍方面,由於嚴格執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在衝突中多人被打傷,並據中央新聞聯播報道有多名戰士被殘害致死,死亡狀態慘不忍睹。而另一方面,香港報章報導有楊尚昆旗下的軍隊因為拒絕執行任務,與一支從外地調來的軍隊在長安大街對峙。6月2日,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佈在天安門72小時有限絕食。侯德健一直堅持到最後天安門清場。後來,劉曉波被拘捕後,在中央電視台說:“未曾看見軍隊向學生開槍”(大意如此)。針對有人說天安門死傷幾千人的說法,侯德健說:“事實還不夠麽?為什麼要用謊言對待謊言?”(大意如此)。天安門清場6月3日晚10時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了措詞更為嚴厲的第三項緊急通告,聲稱“解放軍部隊一定要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時至6月4日清晨,由於軍隊被阻,上街阻攔戒嚴部隊的大學生糾察隊北京市民與戒嚴部隊發生衝突,人員傷亡:北京死亡數字據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稱“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海外媒體的報導則多稱死亡人數在千人以上,戒嚴部隊死亡14人。這一軍民衝突事件的發生和這次運動的主旨“理性,和平,非暴力”相去甚遠,矛盾的激化有其偶然性,不應簡單理解為運動訴求或者政府故意。國外媒體對此事件的報道為中國政府暴力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與市民,中國政府則聲稱是對反革命暴亂的鎮壓。值得留意的是,中國的北京國際廣播電台這樣報道了這一事件: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計程車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吁: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據傳說,英語部的節目負責人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學謙的兒子。事情發生後,吳即被調離、審查,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此外,6月4日當日負責在新聞聯播中的主持薛飛,杜憲由於報導新聞時神情哀傷,身著黑衣,被中國中央電視台即時解雇了。6月4日之後,儘管外國政府強烈批評中國政府的鎮壓行為,中國政府仍然繼續搜捕拘留了大批積極分子。趙紫陽本人則被軟禁。遭到通緝的學生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及熊焱。有一部分通過各種方法從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區逃到美國,法國等地,也有一部分人被捕後在國外輿論壓力下在服刑期間被中國政府送到美國“保外就醫”。這些人到外國後成為流亡的中國民運領袖,較出名的有王丹、柴玲、吾爾開希等,翟偉民﹑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張銘等七人仍在國內。6月4日之後,各地的學生運動仍然持續一段時間,有許多地方學生舉行遊行,中國當時並沒有完備的示威遊行法案,很多群眾的示威遊行在操作上有其文革時代的繼承性,口號空泛,語言血腥,在進行談判並獲得結果方面操作性不大,所以一方面得不到什麼滿足,同時也不會遭到鎮壓,最後都不了了之。和歷次運動不同,地方政府基本沒有追究“動亂分子”。各地法庭則依據黨的政策“從重從快”判決了一批社會上的“動亂暴亂分子”,對幹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則處理相對輕一些。影響與評價中國政府的觀點中國官方對事件的說法則經過了從“暴亂”到“動亂”最後到“風波”的轉變。更加中立的說法可能是“六四事件”。政府的說法: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為“社會動亂”;6·4戒嚴指揮部清場時稱為“反革命暴亂”;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稱為“嚴重的政治風波”,後統一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值得留意的是,中共對於六四事件的“關心程度”十分冷漠,對於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評議大多也沒有公開化。2005年趙紫陽逝世的事件也沒有重筆墨地報道說明。中共對於六四的處理似乎遵循一種路線,即讓歷史去評價。十五年來,儘管中國黨政領導人已有幾次公開面對海外媒體對“六四”平反問題的質詢。然而由於事涉當時中共領導鄧小平決策是否正當、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江澤民接任等問題,且擔心會由平反引發的不可控的清算會危及中共執政地位。公開在傳統媒體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一些中國學者的分析認為這是受外國勢力利用的盲從。中國的學生和民眾,對於當時正處於改革初期的社會的腐敗等現象不滿,而宣泄情緒;中國的一部份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則想利用學生運動推翻現政府從而掌權;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順從于西方社會的政府,從而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進行資本的經濟殖民。在蘇聯解體之後,一部分中國民眾接受一觀點,即如果當初沒有平定動亂,中國也許先蘇聯一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八九民運的定性以及各種問題的爭議仍然沒有停止。中國民眾的觀點也不統一。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曾經參與過六四事件的許多學生領袖們也進行了許多反思,一些人意識到學生們也應對事件負有部分責任。有觀點認為,少數激進學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響,以為流血會喚醒民眾,不知退讓和妥協,而學生們的絕食要求是當時的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又是政府難於做到的。而學生們在政府關閉對話渠道並實施戒嚴以後繼續堅守廣場,則是不智的;其他的訴求則太過空泛,例如反腐敗、民主等,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內都可以立即實現的。而且,學生中的激進的言論與行為已經實質上的與當時的法律體系發生了衝突,最重要的是,對於以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種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運動是不可容忍的。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來鎮壓和平示威抗議民眾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譴責的,可是由於當時中國尚沒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隊,對鄧小平而言,非軍隊不足以壓服黨內分歧,鎮壓黨內外反對勢力,收拾局面,穩定政局。鄧小平無疑是個出色的統治者,他並不願意在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拖延解決問題,他不能容忍趙在過去幾個月中任由矛盾發展和繼續激化下去。李鵬政府面對中共執政以來首次如此大規模自主自發的學生運動沒有經驗,反應不力,也沒有解決矛盾,也是原因之一。對於學生運動,歷史上包括日本和美國都進行過鎮壓,但如果用警棍和催淚瓦斯鎮壓,就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不會引起輿論如此大的轟動,也不會有這樣大的傷亡。那時的中國政府即缺少相關經驗,也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甚至都沒有防暴警察隊伍。中國政府當時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當思想工作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時,便控制不了局勢了。一些知名人士的呼吁一些國際著名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例如宋美齡發表了聲明;陳香梅、韓素音也予譴責;伊東正義、櫻內義雄集會發表抗議聲明;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美國著名農學家威廉·欣頓(韓丁),公開發出要求國際社會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吁。但是,有些聲明,被人認為不是單純的支持學生運動,而是別有用心的想破壞中國經濟以顛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吁。一些海外人士及政治異見人士的看法最初稱為四月學運,五月學運;絕食至戒嚴後稱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海外一些民主派將其稱作89民運。認為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充滿勇氣和無畏精神的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被鎮壓下去,但其引起的民主之火種仍然留存。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做法引起不滿,國外的傳聞說法也不一。有些人士認為,中國政府試圖有意封鎖甚至否決六四事件的存在,而大多學者關於六四民運和中共政府觀點之不同主要在於定性。外國民眾對中共的做法也有不滿,對六四民運也有一些不同的觀點,然而大多都對中共的做法表示不滿。中國在海外的留學人員中有六百八十三人聲明公開退黨,其中在美國及加拿大就讀的三百O七人于六月二十九日宣佈集體退黨。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六四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裡程碑,鄧小平于當年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江澤民接任。江澤民執政後,黨內保守派對鄧的改革政策公開提出挑戰。被退休在家的鄧小平制止,鄧小平動用了軍隊勢力。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見鄧小平南巡講話一段)促使江澤民和李鵬繼續執行開放改革政策,此後中共加大了經濟開放的力度,加強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寬了諸多經濟政策,客觀實質上改善了相當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後,強調“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教育思想控制開始加強,言論空間緊縮,八十年代中期的開明氣氛開始逐年倒退。對香港的影響對香港關係而言,由於香港對北京學生運動的支持,原本與中國政府同一陣線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與中共分道揚鑣,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及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都憤然辭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職務。這亦埋下了香港人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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